3岁罹患小儿麻痹症,他用20年时间成为医学专家

文章来源:健康时报 2019-09-26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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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利军今年四十出头,发际线有些靠后,说话的声音很轻。作为医生,他显得有点“特别”——3岁时罹患小儿麻痹症,让他与拐棍作伴至今。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一路历经高考、考研、读博……期望能够自食其力,走出农村,实现个人境遇的不断跨越。工作了十多年后,他终于在杭州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如今,他在生活和事业上都稳定了下来,成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

  1976年出生于河北易县的许利军,是家里的长子,他下面还有个妹妹。家里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困难户。3岁那年,因为“漏吃了一颗糖丸”,他罹患了一种急性传染病——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从此,许利军成了别人眼中的“残疾人”,至今都只能依靠拐棍行动。

  家里的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让原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让他能够重新站起来,家里不惜花光所有积蓄,分别在他6岁、8岁和10岁那年给他做了三次儿麻矫形手术。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后,母亲不幸罹患肺病,父亲也得了风湿,无法下地劳作,一家人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但为了让许利军“长大后有能力养活自己”,全家人还是咬着牙供他读了书。

  童年的许利军,由于身体原因,无法跟别的小伙伴一起玩耍,只能与书本为伴。他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这将是他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最为亲密的“朋友”。

  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优秀,许利军顺利考进了县一中。这时候,为了供他继续读书,父亲让学习成绩更好的妹妹去读了中专。这让他至今觉得亏欠妹妹。

  高中的生活是艰苦的,刚上高中的时候每个星期只有五块钱的伙食费,这点购买力在当时基本上只能满足一餐一个馒头加一个素菜的水准。衣服都是穿亲戚家孩子穿剩下的。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在拐棍的陪伴下,许利军读完了高中。

  1996年,许利军参加了高考,一贯品学兼优的他本可以上一所重点大学,却再一次遭到了命运的捉弄。当时,很多学校都不招残疾人,这让许利军备受打击。

  最终,他去了离家四百多公里的滨州医学院。原因很简单,滨州医学院招收残疾人。

  许利军一开始并不想学医,他的兴趣在数学和物理上。但是在班主任的劝说下,也为了“将来给自己留条后路”,他还是填报了临床医学专业。

  学医的生涯是艰苦的,因为身体上的原因,许利军要比一般的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他深知,要想在医疗上有所作为,自己还要继续读下去。

  2000年,许利军参加了硕士研究生考试。考试之前,他给国内30多位知名教授写了自荐信,自述他尽管从小罹患小儿麻痹症,但吃苦耐劳绝不亚于常人,希望他们能够“收留”自己。最终,有两位教授回复了他。其中一位沪上知名医科大学的教授对他说:“只要你考到第一,我就要你。”

  从小就不服输的许利军,顺利考取了第一名。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那个教授还是没要我”。

  “落榜”后,许利军并没有过多怨恨谁,尽管郁结于胸,他却依然能够理解教授,“自己确实身体不便,也不能都怪别人”。

  新千年的夏天,许利军从滨州坐火车回到了易县老家。“名落孙山”带来的失落感,很快笼罩了整个家庭。父母和妹妹怎么也想不到,一贯成绩优异的他,竟然会无学可上。

  那个夏天,是许利军迄今为止过得最恍惚的一个夏天。等他回过神来,已经是秋天了。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许利军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于是,在那个北国的深秋,他重新拾起了课本。

  在师兄的介绍下,许利军辗转联系上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吴南屏教授。“我当时问吴教授要不要我,她回答得很干脆,只要我学习成绩好她就要。”多年后,许利军回忆起当时的一幕,依然略带欣慰,“后来,我就成了吴教授的学生。”

  2002年的夏天,许利军坐了19个小时的火车,一路风尘仆仆来到杭州。尽管是第一次来到江南,许利军的内心却十分平静,历经了诸多磨难后,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就这样,在杭州这座江南古城里,许利军度过了5年的硕博生涯,专攻艾滋病。

  在杭州期间,许利军还初次品尝了恋爱的滋味,后来这个女孩成了他老婆。“得知我的身体状况,她家人一开始并不同意。”许利军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都亏了我老婆,是她的坚持让我们走到了一起。用她的话说,我这个人除了腿不好,其他都好。”

  博士毕业后,许利军囿于所学专业和“腿”的问题,依然面临“找工作难”的问题,尽管自己是名校的博士生。后来,许利军辗转去了当时的一家三甲专科医院——福州传染病医院(后改名孟超肝胆病医院),跟随著名艾滋病专家叶寒辉教授开展临床工作。

  尽管在书本上研究了多年艾滋病,但许利军直到进了临床,才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他丝毫不感到恐惧,内心也很平静。用他自己的话说,“之所以不恐惧,是因为有了硕博期间整整5年的铺垫。”

  2010年,浙大一院新建艾滋病病房,许利军申请调回。在医院9号楼的3楼感染科病区,许利军与同科室的十多名医护人员一同守着20张病床,度过了十载芳华。

  从事了近十年艾滋病诊治工作,许利军从一名小医生成了科室的业务骨干。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许利军不太关注病人怎么传染的,只管尽心给患者医治。在他看来,社会上仍存在着不少对艾滋病患者的误解。

  “医院是人性集中体现的地方,而艾滋病房更是如此。”许利军坦言:“中国人还是很善良的,大部分家庭,不管是妻子、丈夫、老人还是孩子感染了艾滋病,家人都会选择陪他们一起度过。我接触过的艾滋病人也大多非常安静,他们耐心等待、井然有序。至于危害社会的情况,我接触的病人中几乎没有。”

  做了十多年医生,许利军治疗的患者不计其数,但毕竟是感染科,侵入性操作较多,各种穿刺、置管也把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下。

  2013年春日的一个午后,许利军照常给病人进行腹腔穿刺,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却发生了意外——他不小心被穿刺针扎到了。为此,他还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阻断治疗。

  “当时的阻断药还比较低级,吃下去后副作用非常大,吃到半个月的时候,恶心呕吐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了,饭都吃不下去。”许利军想起那段经历,依然紧锁眉头。

  “艾滋病感染的初期,只要坚持治疗,是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许利军告诉“医学界”,从临床收治情况来看,当前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中,老年人和男性同性恋者比例较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2017年报告感染者中异性传播为69.6%,男性同性传播为25.5%。作为主要传播途径,性传播波及范围广泛,影响因素复杂多样,防治形势依然严峻,防治任务更加艰巨。

  有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得了结核性脑膜炎,不能说话,走路都困难。“病到这种程度,已经进入了危重期,很难恢复正常了。”许利军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一名同性恋者,也因此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除了同性恋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最多的还有老年人”。许利军介绍,他诊治过的病人里,年龄最大的98岁。

  有个艾滋病患者并发重症间质性肺炎,辗转多家医院,最终带着氧气瓶被送到了浙大一医。收到许利军的病房后,他给患者仔细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患者左侧腕部有个小小的柔软包块。许利军立即对包块进行了穿刺,发现了结核感染的证据。考虑患者肺部可能合并结核感染,许利军加入了抗结核药物,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转危为安,出院后又恢复了正常生活。

  后来,许利军去该患者所在地给艾滋感染者做健康教育,这位患者突然当着上百人的面,跪在许利军面前给他磕头,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性格一向坚强的许利军,当场留下了眼泪。

  2017年,许利军获评“浙江省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病人十大感动人物”。

  尽管与艾滋病病毒斗争了这么多年,但是许利军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人类目前对病毒感染的治疗探索出了很多新方法,但依然无法彻底攻克艾滋病。

  有一位晚期艾滋病患者,合并严重的贫血、肺炎、鸟分支杆菌感染等诸多并发症,已经明显救治无望了。这时候,许利军只能给与患者更多“安慰”。患者死后,他的哥哥对许利军说:“许医生,能不能请您吃个饭?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最好的医生。”

  许利军告诉“医学界”,结婚前,他一度不敢告诉岳父母自己是治疗艾滋病的医生,而现在,自己的女儿则会自豪地说“爸爸是个很厉害的医生”。

  面对当前艾滋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加的现状,许利军表示,他最大的心愿是控制并消灭艾滋病,而在医学还没有进步到这个阶段之前,他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受到公平的对待。“在保证他们生存质量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延长他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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