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改变乳腺癌治疗历史的人走了

文章来源:健康时报 2019-10-29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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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时代伟大的医学先驱之一,改变了乳腺癌治疗方法的伯纳德·费舍尔(Bernard Fisher)博士,美国时间上周三在匹兹堡逝世,享年101岁。

  费舍尔博士历时四十年的研究发现,可以通过更简单的手术来治疗早期乳腺癌,而使用化学疗法或激素药物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伯纳德·费舍尔博士的研究改变了乳腺癌的治疗方法,终结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这一常规做法。”《纽约时报》的讣闻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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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舍尔博士于1918年8月23日出生于匹兹堡,在匹兹堡大学获得了他的医学学位,并加入了该校的外科系。

  他的早期研究关注大鼠的肝脏再生。但是,在1957年,一位前导师邀请他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参加有关乳腺癌的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让他意识到,“医学界对于乳腺癌的生物学认识以及对这种疾病的兴趣都很匮乏。”之后,他就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乳腺癌上。

  在费舍尔博士之前,乳腺癌的治疗,必然以丧失乳房为代价。

  19世纪末,美国著名外科医生威廉·哈斯特(William Stewart Halsted)发现,区域淋巴结可能在癌细胞扩散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认为,乳腺癌是一种位于乳房的局部病变,而腋窝淋巴结是癌细胞通过的机械屏障。如果能阻断这个通路,就可以实现乳腺癌的根治。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哈斯特将以往乳腺癌手术的切除范围扩展到包含肿瘤的整个乳房、胸大肌、胸小肌以及腋窝淋巴结。

  哈斯特乳腺癌根治术成为被全世界外科医生遵奉的经典,直到今天,在一些地区的医院中,仍有医生在进行着类似的手术。

  但是哈斯特乳腺癌根治术后,依然存在复发转移的情况。于是,在四五十年代,医生们开始尝试更广泛的切除,其中包括附加胸膜外内乳淋巴结切除的“扩大根治术”,以及除内乳淋巴结切除外再切除锁骨上淋巴结,甚至是纵隔淋巴结的“超根治术”。

  这些乳腺癌根治手术让女性患者伤痕累累。没有了淋巴结,她们的手臂因淋巴液肿胀,缺乏胸部肌肉,因此难以移动手臂。许多女性最终死于疾病折磨。

  费舍尔博士对乳腺癌的研究始于1950年代末,他成为了那个在医学发展史上,报告“我们不能做什么”坏消息的人。但是恰恰是这样的坏消息,给医学带来了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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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9到1984年,身为美国国立乳腺与肠道外科辅助治疗研究组(NSABP)负责人的费舍尔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癌症转移机制的大规模随机临床研究。

  他提出,乳腺癌并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局部性病变,而是全身性、系统性的疾病。在诊断出患上乳腺癌的同时,癌细胞很可能早已转移到全身的各个部位,而且,区域淋巴结也并非癌细胞的有效屏障。与之相比,血液转移是更具有临床意义的转移方式。

  因此,费舍尔博士认为,彻底的手术没有生物学意义。他认为,在治疗乳腺癌上,根治性手术并不比有限的手术更好,但是后者术后可以保持女性的淋巴结,胸肌和肋骨完好无损。

  简言之,费舍尔的发现意味着,再彻底的乳腺癌根治术,也不可能实现对乳腺癌的根治。这不啻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外科乳腺癌治疗理念的彻底颠覆。

  这让他在当时遭遇了来自学术界和外科医生的强烈抵制,那些深信根治手术传统的外科医生甚至拒绝让他们的患者参加试验。费舍尔博士说:“在某些机构中,进行不那么彻底的手术,甚至哪怕是有这样的想法,都会被认为等同于渎职。”

  但是费舍尔打赢了这艰难但漂亮的一仗。

  为了检验他的假设,他去了加拿大的学术医疗中心,以获取临床实验所需要的外科医生和患者。最后,共有1765名患者参与了他的实验。她们被分为三组:第一组接收乳腺癌根治术;第二组接受简单的乳房切除术,仅切除乳房;第三组接受简单的乳房切除术,随后进行放射治疗以摧毁所有残留的癌细胞。

  1977年,费舍尔的实验有了结果——接受根治性切除术的妇女比起接受单纯性乳房切除术的妇女残疾、毁容,但寿命并未延长一天。在这三组中,癌症的复发、转移和死亡率没有差异。

  到了1979年,单纯乳房切除术成为了乳腺癌的标准治疗方法。

  1994年,费舍尔博士又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临床试验中发现,保乳手术之后进行放放射治疗,在治疗早期乳腺癌上与切除整个乳房一样有效。

  目前,乳腺癌保乳手术加术后辅助放化疗已经成为治疗早期乳腺癌的最佳方式。“他的开创性工作挽救了无数患者生命,并在减轻痛苦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另外,费舍尔博士还发现,激素类药物三苯氧胺在手术后使用,可以减少最常见乳腺癌的复发。另外,三苯氧胺还可以减小高风险女性患罹患乳腺癌的概率。

  2018年,费舍尔博士就他关于三苯氧胺的研究在《Pitt Med》杂志上发表评论:“我们1998年的报告首次表明,三苯氧胺可以预防乳腺癌,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当然,在1958年,当我开始这一研究时,使用药物来预防乳腺癌的想法简直就是......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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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费舍尔博士非凡的职业生涯中,他认识到,实验室研究与临床试验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抗击癌症是不可或缺的。1985年,他接受著名的Albert Lasker临床医学研究奖时曾发表演讲:

  “最终,由实验室研究得出的概念和假设需要通过临床研究在人体中进行测试。临床试验研究不仅是实验室研究的必要辅助手段,而且本身就是新概念和假设的来源。过分地偏爱其中一个,这会阻碍医学的进步。”

  通过涉及数千名患者的数十项临床试验,费舍尔博士将临床结果转化成了医疗决策,由于他的开创性研究,全世界的乳腺癌妇女都有了指导治疗的科学依据,从而改善了生活质量并增加了长期生存的机会。

  “决策太久以来一直依赖传闻和未经检验的理论,这些理论传承了几代医生。”他曾经对记者说,“我们相信上帝,但是所有其他人必须都有数据。”

  费舍尔博士的同行们,在回顾其职业生涯时,普遍称赞其挑战成规、改变现状的勇气以及敬畏患者和科学数据的职业操守。

  “伯纳德·费舍尔是巨人。他的研究改善了无数罹患乳腺癌的妇女生存状态,并延长了她们的寿命。他的工作推翻了此前医学界对于癌症转移的认识,证明了转移的系统性。这项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对所有癌症生物学的深刻见解。”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院长Arthur S. Levine评价。

 

  纽约大学教授巴伦·勒纳(Barron H. Lerner)博士2013年则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外科医生被教导了一件事:根治性手术可以挽救生命。是伯纳德·费舍尔改变了他们根生蒂固的想法。”

  “他是人类历史上遭受了最多仇恨的外科医生,他的同事曾到癌症研究所诋毁他。”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前所长Vincent T. DeVita Jr.博士在PBS的一个纪录片中说,“我有时想知道他是如何活下来的,令我震惊的是,他是一个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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