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脑卒中与白人 存在四大不同

文章来源:健康时报 2019-11-26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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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拥军教授说,卒中是急性发作的慢性病。其发病的路径,第一是易感基因,如果你出生在有中风历史的家庭里,那么你发病的概率就比别人多5%—10%。如果加上你的危险因素,就会发生亚临床病变,动脉会出现狭窄、闭塞。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就会出现临床病变。临床病变按照类型分为出血性卒中和缺血卒中两类。我们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出血性卒中,三分之二的人是缺血性卒中。卒中现在又分成致残性和非致残性。有的人得了卒中以后就残疾了,而另有将近一半的人则没有后遗症,占到了中国卒中的40%。需要高度关注这些非致残性脑血管病,病人得了一次好了,没有后遗症,是临床治疗最有效的人群。这时如果做不好预防,治疗不好就会转成致残性,卒中就会复发,最后会导致死亡。第二,有一类特殊的病人是单基因病,这种情况在脑血管疾病里已经发现了30个,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任何治疗方式。

  卒中危险因素:高血压、吸烟、糖尿病、血脂异常等等。

  亚临床病变:血管出现问题但是临床还没有病状。

  王拥军教授说,中国卒中情况比较特殊,与别的国家有差别,面临特殊困难。

  首先,中国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是病人年轻。世界卫生组织去年认定,全球发病率最高的三个国家是中国、蒙古和俄罗斯。在卒中的死亡率方面,中国是死亡率次高的国家。数据证明,中国卒中患者的发病和死亡之间的比例与美国大致相同,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病人年轻,中国平均发病年龄是63岁,美国平均发病年龄是73岁,也就是中国人比白人早十年得病。发病致残情况中国是中等水平,致残率跟北美一样。这些可以归为两个原因,第一是一级预防不好,第二是发病太早。

  第二个问题是,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美国卒中死亡是每年都在降低,中国正好相反,每年死亡递增10%。我们的病人对社会影响越来越严重,美国的病人对社会的影响是越来越轻。这对未来的中国存在很大问题。如果欧美国家卒中患者持续走低,他们的研究投入就会放缓。美国分析卒中下降的原因,只有两个因素相关,一个是血压下降,一个是研究投入。中国的问题没有解决,研究和投入跟不上,这是个巨大困难。

  第三个特点是疾病严重程度与经济有关。中国过去5年跟踪研究表明,社会越发展,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轻病人越多,重症状越少。比如轻病人在2007年占到中国的38%,到了2011年,这个数据从38%升到44%。北上广的病人症状轻,老少边穷地区病人就重。

  第四个问题是缺血性卒中发生的位置不同。西方国家在缺血性主要病变是颈动脉,中国则是在颅内,中国病人是颅内卒中。中国病人中因颈动脉发病的不到5%,单纯颅内发病达到37.5%,颅内颅外联合发病是9.1%,加在一起是48%以上。病变原因仍然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为什么同样吃胆固醇,别人在脖子上得病,而我们在脑子里得病?有很多推测,最主要的推测是中国人的身材跟白人不一样。颈动脉血管方向和剪切力不同,胆固醇沉积的位置不同。白人颈动脉分岔角度是135度,中国人则角度小,血液冲刷力不同。所以抗颅内动脉粥样硬化和抗动脉硬化的治疗永远是主线,我们今年要启动抗击动脉粥样硬化行动。

  中国卒中患者第一年复发率15%,三个月的平均复发率10%,五年复发率差不多是30%。二进宫比例跟预防措施是否得当有关系。有两类人容易复发,第一类人是根本不理它,什么药都不吃;第二类人是过度关注,过度关注就会乱吃药,也会复发。

 

  王拥军提醒大家要看到一个变化,就是中国脑血管病的治疗质量,跟西方比差不了多少。在过去5年间,我们医疗质量的进步是飞速的,治疗中80%已经和美国持平。只有两个数据没有进步,第一个是溶栓,比美国低5-10倍;第二是抗凝治疗。所以抗动脉粥样硬化应该是治疗的主旋律。

  王拥军教授呼吁,降低卒中发病率,要进一步推广科普知识,提高百姓的知晓率和行动力,同时要推广脑血管体检。北京天坛医院有脑血管体检门诊,含两项体检,第一是评估危险因素,第二是做脑血管检查,最省钱的是做脑血管超声。如果这两个检查有问题要加核磁,核磁一定是核磁的血管成像,而不是普通核磁。

  筛查年龄40岁以上人群,具有一个以上危险因素。危险因素有两类,一是疾病危险因素,一是行为危险因素。疾病危险因素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行为危险因素有吸烟、焦虑等。具有一个以上危险因素的人超过40岁就叫高危人群,每年就要做一次脑血管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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