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瑞典并没有很冷清，滑雪道仍旧开放，餐厅生意兴隆

　　疫情下的瑞典并没有很冷清，滑雪道仍旧开放，餐厅生意兴隆。漫长的冬天过后，斯德哥尔摩的街边咖啡馆和户外酒吧在周末挤满了顾客，大批当地人去城里的老城区享受好天气。

　　这是瑞典坚持群体免疫政策的景象。

　　坚持不封国的瑞典，目前无法对大多数人群进行检测。自3月12日起，瑞典宣布对轻症和疑似患者不再检测，只检测已收治入院的患者或危险群体患者。

　　截至4月27日，瑞典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649例，死亡2194例。其死亡病例远高于同在北欧的丹麦（422例）、挪威（201例）和芬兰（190例）。

　　专家预计斯德哥尔摩实际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且疫情正逐渐向瑞典北部扩散。

　　坚持群体免疫

　　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说，瑞典的防疫策略与英国最初采取的方法很相似，就是让病毒的传播尽可能放慢，保护老年人和易感染群体，直到大部分人自然免疫或等到有疫苗可用。

　　英国曾试图推行群体免疫，但是在巨大压力下已经迅速转变，而且英国首相鲍里斯因新冠病毒病进入重症监护，也成为了英国应对疫情措施不力的写照。

　　然而，即使有超过2000多名科学家的联名信，依旧没能让瑞典放弃群体免疫，继续这场1000万人参与的公卫实验。

　　瑞典停课、不停工，限制50人以上的聚会，但几乎只有抗议游行等少数活动受50人的限制，绝大多数如学校、公共交通、工作场所、公司活动、健身房、超市、聚会聚餐、葬礼、商业购物中心、广场等均不受50人的限制。

　　商场、幼儿园、学校和写字楼照常开放，为避免过度拥挤，酒吧和餐馆只替已经预定的顾客提供服务。

　　瑞典对民众社交隔离措施只是“建议”，而并非强制执行，更多的是依靠民众自觉性。政府建议老年人采取自我隔离措施、年轻人减少社交活动；公司给予每个员工自愿选择是否在家工作的权利。

　　特格内尔认为，“大多数人如果出现症状都会留在家里。我们希望减缓传染病蔓延的速度，直到瑞典的病例数达到某个最高点，然后再下降。”

　　和英国不同的是，瑞典民众并没有因为担心而强烈反对这种自愿隔离的防疫措施。民调公司Novus上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0％的人赞成总理洛夫（Stefan L?fven）的观点，洛夫在谈话中呼吁每个成年公民承担个人责任，以防止疾病传播。

　　难以复制的瑞典模式

　　瑞典的防疫策略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情。

　　瑞典民众具有较高的自我约束力，尽管政府只是建议人们呆在家中，有些斯德哥尔摩人还是自觉地减少出门购物，尽量网购日常用品，在周末出行时，他们更倾向于去非封闭空间，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也和其他人分开就座。

　　很多店主自己选择关门停业或只允许有限的客人进入；自助餐模式因接触频率高而被取消。许多滑雪者取消了在奥雷等热门度假胜地的行程。据斯德哥尔摩交通公司称，上周乘坐斯德哥尔摩地铁和通勤列车的人数下降了50％。

　　德国著名医生洛斯（Ansgar Lohse）、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朗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在内的一些欧洲专家和官员，都对这样的方法表示了赞赏。

　　瑞典拥有良好的互动机制，民众理解政府政策背后的逻辑，认同这一逻辑后会主动配合形成良性循环。瑞典人对政策的信任和个人主义相结合，每个瑞典人都是自己的警察。政府并没有有意识地设计“瑞典模式”来应对疫情，这个模式建立在人们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和信任之上。

　　但也有支持者指出，瑞典模式很难在其他欧洲国家复制。在瑞典文化中，不同代际间的人员互动少，不像在意大利这么频繁。瑞典人平均18岁左右就会搬离父母家，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早了8年。根据官方数据，瑞典老人独居比例高，半数以上的家庭只有一个人。意味着年轻人将病毒传播给老年人的风险较小。

　　此外，在家办公文化盛行。约40%的瑞典人原本就会定期在家工作。

　　研究瑞典文化的作家洛拉·阿金米德·阿克斯特罗姆注意到，许多瑞典人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也已经诠释了“社交疏离”。比如，人们坐公交会离旁人很远；在商店或咖啡厅，他们也几乎不与陌生人交谈。“就社交距离而言，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瑞典人就已经给了彼此许多空间。”

　　不过，群体免疫并不适用于瑞典的所有地区，最先遭殃的是穷人。瑞典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大多发生在贫困的索马利亚社区，那里居住环境差、住所狭窄，不同代际之间交往更频繁，也很难及时获取政府资讯。

　　一旦社区传播在穷人们中间发生，瑞典宽松的防疫措施将难以控制疫情。

　　经济利益至上

　　瑞典媒体报道更多是关注疫情如何损害经济增长，股市下跌和各种企业裁员下岗的消息，而非保护民众健康权。

　　瑞典皇家理工物理博士徐磊、医学博士王亚娟撰文指出，瑞典政府注重经济利益而不是人命。

　　一些瑞典经济学家也在担忧，政府战略短视会导致疫情失控，最后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远大于避免封锁的短期利益。

　　从瑞典目前的应对策略来看，短期歼灭战打成了持久战，可能对经济会造成更深的伤害。瑞典拖延式消极抗疫，错过了中国为世界争取来的两个月准备时间。

　　最开始瑞典的病例主要是滑雪回来感染的输入病例，只需要隔离这些人和接触者，范围小，成本低。但是瑞典不隔离，能拖就拖，而且硬是拖到了社区传播，就这样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社会形态与瑞典高度相似的丹麦和挪威，早已选择了更严格的措施，关闭边界、学校和非必需的商店。

　　从4月21日至4月23日，瑞典新增确诊人数连续三天每天突破700人。斯德哥尔摩近日确诊的105名患者中，发现数名无症状感染者。

　　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内科医师兼教授索德伯格·纳克雷尔（Dr. Cecilia S?derberg-Nauclér）预测，由于缺乏对民众行动的管控和病毒检测，病毒传播会失控，政府将被迫改变策略。她认为，那些避免了大面积封锁的亚洲国家，都是依靠大规模病毒检测和隔离确诊患者来遏制病毒传播。

　　养老院——瑞典“失手之处”

　　养老院作为老年人的聚集地，是瑞典现阶段防疫中的失手之处，养老院的高死亡率也导致了瑞典的高死亡率，瑞典约1/3的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

　　瑞典的群体免疫，让老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特格内尔对此表示，“新冠病毒对老人来说非常危险，这很糟糕。老年人的死亡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正在努力奋斗。”

　　曾在养老院短暂工作过的汉娜对《凤凰周刊》说，正常情况下瑞典老人进入养老院后，剩下的平均寿命只有8-9个月。这与瑞典养老院的收入标准有关，瑞典照顾老人的理念是鼓励他们自理，无论多大年龄只要还能生活自理，养老院便不会接收。

　　“如果仅仅是因为孤单想进入养老院是不可能的，进入养老院的老人一般都是身患疾病，身体状况已经不佳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一旦感染，养老院的老人几乎无法再承受呼吸机这样的救治设备。”

　　马格努斯·邦德森（Magnus Bondesson）十分担心自己的母亲，母亲目前住在乌普萨拉（瑞典东南部城市）一家养老院，邦德森从3月底就被禁止访问养老院。养老院让邦德森与母亲用skype视频聊天，邦德森发现两名护工连口罩和手套都没戴。

　　邦德森对此表示疑虑，养老院的回复是，他们不戴口罩符合有关规定。

　　“我工作的地方根本没有口罩，我们照顾的又是免疫力最低的人，“一名瑞典养老院工作人员说，“我们没有消毒洗手液，只有肥皂，我们也很着急。”

　　“最糟糕的是，我们员工正把新冠病毒传染给老人，“一名护士对瑞士公共广播电台SVT说，“现在还坚称大多数人没被感染，真是难以置信，这真是个丑闻。“

　　“我最担心的就是家里的老人。我们从疫情出现后就开始不再和老人见面。”汉娜解释称，瑞典没有关闭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保护老人。如果孩子都待在家中，父母需要工作，很多时候会让老人过来帮忙，如此一来会间接给老人带来风险。

　　于默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罗克洛夫（Joacim Rockl?v）正在努力说服政府改变立场，他认为，“这对全国人民来说都是个有巨大风险的试验，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将风险留给民众自己把控、而不施加任何限制是非常冒险的。从其他国家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对瑞典也不会例外。”

　　罗克洛夫的研究表明，在不抑制病毒传播的情况下，追求群体免疫会让医院不堪重负，并导致死亡病例急增。他同时也怀疑高风险人群能否真的能得到有效庇护。

　　于默奥大学病毒学教授埃尔格（Fredrik Elgh）也认为当前的政策很让人害怕，他呼吁在斯德哥尔摩加强隔离措施。

　　据News-medical网站报道，为防止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瑞典政府已经在提高检测能力，目前每周检测约2万人，计划在数周内将增加至10万人。